鲁迅有篇知名的文章，叫做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。讲的是易卜生剧本《玩偶之家》中的女主人公娜拉，在看清丈夫的真面目和自己在家庭中的“玩偶”地位后，决定离开家门，争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

这是一个浪漫又勇敢的结局；但剧本在这里就结束了。因此鲁迅提出一个问题：娜拉走后怎样？

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，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，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；而一出笼门，外面便又有鹰，有猫，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。

这里的“堕落”，指的是进妓院。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设置好给女性合法赚钱的机会；在无法独立生存的大环境里，娜拉也许不得不出卖自己以换取生存的权利。所以，娜拉要么成为社会的奴隶，要么做回家庭的奴隶。

当我搜索这篇文章时，大多数的解读集中在此文对“女性主义”的讨论之中：一个女性在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，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。但在我看来，娜拉的结局有着更为深远的寓意：它指代一个长期被压迫的群体在获得自由后所面临的必然结局。此文写作于五四革命的四年之后，而鲁迅关心的最大的议题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命运。他想问的是：当国家摆脱了旧的枷锁，当民族获得了独立，之后怎样？

一个孱弱匮乏的民族，一旦踏入弱肉强食的“黑暗森林”，等待它的将是怎样的命运？是屈服于列强的规则，成为国际博弈的棋子，沦为任人宰割的附庸（“堕落”）；还是重新回到独裁与专制的老路，再次放弃自由（“回来”）？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困境。

我曾以为，只要摆脱压迫，建立民主制度，人民就能当家做主、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然而过去几年的学习与见闻让我意识到世界远非如此简单。许多获得“解放”的国家，最终却走上了“堕落”的道路：一个主权国家在名义上独立后，却在事实上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得不依附于一个更强大的体系，出卖自身利益以换取生存空间。

伯尼桑德斯曾讲述这么一个例子：智利人民在1970年通过民主选举，选出一名社会主义总统。他的核心政策之一，是将智利的铜矿等国家资源用于国民发展，而非继续流向美国公司。这触犯了美国的利益，于是中情局开始策划推翻这个政府。1973年，在美国支持下，智利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原总统，随后智利迎来了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。新上台的政府重新向美国资本敞开了大门，确保了智利丰富的资源继续被低价掠夺。智利人民通过民主选择的道路，最终被国际霸权轻而易举地摧毁。类似的手段也被用在控制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上。

这背后的逻辑在于，自由世界玩的是美元的规则。美国宣传的“民主”，并非完全出于人道主义，而是一种确保所有玩家都遵循其既定规则的手段。在这一世界体系下，经济的规则是自由贸易，文化的规则是市场营销，在这两个领域美国都已占据了绝对优势。这使得许多“被解放”的民主国家，不得不以出卖国格的方式去换取更多的美元。他们的孩子从小到大听美国的歌、看美国的剧、听着美国的故事，向往着美国的生活。

但如果不想成为世界的奴隶，另一条路就是回去做家里的奴隶。领着微薄的工资，忍受着超长工时，对自身权益一无所知，被镇压封禁而无法发声。好像一位妇女遭受家暴，村里议论：她老公也给她保证吃穿，应该感恩知足了，没有她老公她还在吃树皮呢；何况至少没有被城里的老鸨拐了去卖淫！这倒也没说错，但这妇女仍然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因为更好的生活是存在的可行的。

上一代人出走，是无法忍受笼子的禁锢；出走后转了一圈、看了世界、又回到了笼子里，是因为没有在丛林里生存的能力。那么，我们何时才能再次出走，寻找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？鲁迅的答案是：一个民族的真正解放与独立，必须建立在掌握经济主权的基础之上。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站稳脚跟，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它才能真正摆脱“堕落”和“回家”的困境，走上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：中华民族在看清外部世界的危险与机遇后，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。四十年来，我们通过模仿和学习，明白了如何在世界的丛林中生存。但切莫因此躺在功劳簿上：这些努力是为了积蓄力量，为未来的再次“出走”打下基础。

现在中国逐渐掌握了经济主权，在自给自足的同时，也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。这个民族似乎终于可以靠自己站稳脚跟了。我们是否可以再次探索如何“出走”？这或许是下个十年或二十年里最重要的问题。

注：这篇文章可写的另一个角度，是美国的民权运动、黑人解放。做庄园里的奴隶，还是做贫困街区和消费主义的奴隶。如果在英文里写的话我会以这个点展开。